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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根据地的政权也有一些法，但有限，也很简单。

因此，将行政权不可处分原理作为行政纠纷不能调解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互动过程中相对人的意志可能影响行政主体的意志，而行政主体的意志也可能影响相对人的意志。

建构和谐社会必须注重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和纠纷，而法律正是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机制。但事实上，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并非不存在讨论的空间。[1](P1)行政复议调解制度合理性的根源乃在于社会当下对于行政复议调解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36](P207)在权利得到法律确认的情况下，人们维护利益的基本途径就是主张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实体处分权乃是与程序处分权相对应的概念。

[22](P347)这种自由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乃是行政主体的裁量权。综上所述，行政主体行使实体处分权，是通过对行政行为进行变更、撤销等方式实现的，依然是运用行政权的结果，并不构成对行政权的抛弃或者转让。它本质上是一种与中世纪典型王权理论相一致的理论，即王权不是专制的，国王须按照法律来实施统治。

[17] 在政治的与国王的政体中，王权来自于人民的同意以及权利的让渡，其中政治的性质要求世袭的君主依据自己的意志统治国家时必须与他的臣民们进行充分的磋商并以臣民们的利益至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国王的权力构成一定的限制：未经全体臣民在议会中作出同意决定，国王无权改变法律，无权强行向臣民们征收一些特别的赋税，无权从王国中取走任何物品，无权让渡那些源自于王权的财物，国王在未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所赠与的土地仅限于获赠人终身保有，除了依靠自己的法官之外、国王不得直接制作判决，等等。福蒂斯丘宪政学说中所蕴涵的反专制内容以及法治精神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得到广泛的流传，极大地促进了英国宪政与法治传统的发育与成长，为盎格鲁—美国宪法理论的发展贡献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原理。正因如此，他的宪政理论在150年之后国王与议会的斗争中反复被人引用，为英国立宪君主制的确立提供了无比裨益的法文化素养与法律理念的熏陶与启迪。福蒂斯丘指出，实行国王的政体的王国起源于强力（force），其中的国王对待臣民就像猎手对待猎物一样，强迫臣民们服从于他，在这种政体中，如果国王不沦为暴君的情况下，臣民们也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享有财务而免受他人的掠夺，但实际生活中这种政体中的国王常常滥用自己的权力，从而沦为暴君。

福蒂斯丘在谈到来源于法国纯粹的国王政府的邪恶之事时指出，虽然法国物产丰饶，但由于贵族的骄横以及国王政府的横征暴敛，普通臣民们生活于贫穷与困苦之中。而像王室法官、财政署法官、存卷法官这类王国官员，只有当上述咨议员乐意与之一起处理非常棘手的难题时才可以加人咨议会，否则不得出席会议。

非依法律，国王不得改变、损害和随意转移臣民的权利。福蒂斯丘在谈到王权时多次引述阿奎那的话评论道：设立国王是为了王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国王的利益才设立王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同意与意愿加人王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自身及其财产的安全，为此，国王所有权力的运用应当是为了整个王国的利益，具体而言，它包括防御外敌的人侵，以及保护本国人民及其财产免受他人的侵犯与掠夺。第三，国王总是为共同的利益而行事，因为他受制于政治性的法律，在人民的同意之下相当完备地建立起来的政治法并不比经由最优秀的国王最公正地加以宣布的王室法具有更少的效力或优点。其中，当大法官出席咨议会时，他可以担任会议主席，享有整个咨议会的最高权力。

[13]至于什么是自然法以及自然法是如何形成王权并对其加以规制的，福蒂斯丘并未详加说明，而只是简单地引述阿奎那的话说道，自然法是能够被正确的理性所揭示的真正的正义，它是所有民族共同的法律，是所有人类法之母。[19] 另一方面，福蒂斯丘也指出，政治的与国王的政体与国王的政体一样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王，君主制中国王的性质表明国王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是王国统治权的最终执掌者，国王除了在议会与咨议会（council）的同意与建议下治理国家之外，还有权运用独特的方式来镇压叛乱或抵御外敌人侵，并拥有某些不与臣民们分享的特权，如赦免权与使用衡平方法的权力。需要提及的是，福蒂斯丘将法律当成王国政治体得以联结的重要纽带，政治的王国中各社会成员，无论是国王还是普通臣民，都需要通过它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权力）。据此，在纯粹依靠王权进行统治的国家中，法律来源于君主个人的意志，凡君主所喜好者即具有法律效力，王国开始于并依赖于君主的强力。

福蒂斯丘格外推崇政治的王国中君主与臣民之间的这种协商与制约机制，他引述一位智者的话说道：事事经过商议的地方将拥有幸福，单个统治者容易被疏忽、粗心大意，野心、骚乱以及淫逸的欲望引人歧途，只有通过广泛的协商，国王才能为众人的睿智所教授，善良的公众将被睿智之人引向王国的繁荣与荣誉，引向国王的安全与幸福，引向那些常常因他们的君主接受错误的建议而被杀戮以及与之有关的所有人的安全之中。福蒂斯丘从托马斯·阿奎那处借用了自然法理论，并试图以之来解释王权的起源及其合法性基础。

英国法学家贝克在谈到福蒂斯丘的著作对司法独立的影响时曾经说道：福蒂斯丘在15世纪阐释了司法阶层的职业训练以及宪政之下的君主制的观念，其结果是使法官们对于国王本人人身的忠诚转向无人格的王权以及国王的普通法。不仅如此，国王处理涉及王国统治的重大事务或授予土地、官职、实物或金钱都应当在咨议会中予以明示并加以讨论，国王也应当听取咨议员们的建议。

当罗马人拥有一个大咨议会时，虽然被称作元老院的罗马人的议会是相当庞大的，但他们通过上述议会的睿智获得绝大部分世界的领主权，但是奥古斯都之后，当尼禄、多米尼安之类心术不正的皇帝杀害元老院大部分元老与蔑视元老院时，罗马人以及他们皇帝的地位开始衰落，并逐渐衰亡，直至终结，现在，皇帝的统治权还不如那些当元老院作为一个整体时臣服于他的某个国王的统治权那么大。  注释: [1] [美]C.H.麦基文：《宪政古今》，翟小波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为使掌握国家统治大权的国王切实受制于王国的法律，福蒂斯丘还反对国王亲自从事司法审判，主张受过专门法律训练的职业法官依法独立运用司法权，以司法作为制约王权、凸显法律的至上性的重要手段。[2] [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1页。他认为大贵族参加咨议会大多不是为了良善的公共利益而是出于一己之私，他们与国王一样有许多自己的事务需要在咨议会中得到处理，因此，当大贵族们聚在一起时，他们是如此被自己的、亲属的、仆人的、附庸们的事务所占用，以至于他们很少打算、也根本没有多余时间来处理国王的事务。为了维持一个强有力的王权，国王非常富有是必要的，为特别支出计，国王所享有的税赋至少应当是他的大封臣收人的两倍以上。

这也反映出英国的都铎专制与同一时期法国的专制王权或东方专制的不同，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国王并没有抛开议会单独主政，而是利用驯服的议会来扩张王权，国王在议会中的原则得以确立与遵守。正是由于法律不仅仅由一个议员或一百个议员而是由总数300人以上经选举产生的议员们的深谋远虑所颁布，因此必然充满了谨慎与睿智，而且，当法律没有产生制定者所期望的效果而需要修订时，也不能没有王国中贵族与平民们的同意。

在福蒂斯丘看来，如果仅仅依据王权来统治的国王不沦为暴君，这种由国王一人治理国家的君主政体与任何政体形式相比较都毫不逊色，对于一个城市而言，由最好的贤人来统治比最好的法律来统治要好得多，不过，由于贤人主政的一人之治相当少见，因此，为了防止国王暴虐地统治其臣民，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政治法对王权加以限制。至于政治的王国中法律的优越性，福蒂斯丘以英国法为例说道，英国法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包括有三种不同种类的法律：自然法、习惯法与制定法，制定法也被称做成文法（constitution）。

正因为法律具有权利结合体的性质，国王不得在没有他的臣民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改变任何法律。为此，他主张改组咨议会组织及其成员的选任方法，以经过选择的、最睿智及最热心公益的人取代国王的贵族担任咨议员，建立一个优良的咨议会以协助国王治理国家。

在福蒂斯丘所推崇的优良政体——政治的与国王的政体中，国王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强力，而是来自于人民的同意，在这一政治体中，人民的意愿是首要的因素。至此，福蒂斯丘得出的结论是：毋庸置疑，英国习惯法不仅是优良的，而且是最优良的。政治的王权中对于国王权力的限制并没有减少国王的权力，它仅仅是限制国王为恶的权力。而实行政治的政体的王国起源于人民（或臣民）的意愿（intention），人们出于保护自身的生命与财产的目的通过联合建立起一个国家，确定这个国家将由他们所有人都同意的法律来统治，并选择一人成为他们的首脑或国王，国王有义务保护法律、臣民们的生命与财产，法律相对于政治的王国而言，类似于有形躯体中的肌键，通过它，一群人转变成了一群人民，因为正如躯体通过肌腔联结在一起，这一神秘的躯体也通过法律凝聚并作为一个整体而得以保存，法律来源于‘拘束的（binding）一词，这一躯体的枝干与骨骼显示出共同体得以维持的坚实基础，他们通过法律保存各自的权利，正如自然的有机体通过肌健所做的一样。

[6] 有关政治的政体与国王的政体的区分并非福蒂斯丘所独创，而是中世纪政治学家、法学家们在探讨政体形式与宪政框架时通常采用的基本分类之一，这在运用经院哲学的方法来阐释亚里士多德政治与法律学说的托马斯主义理论中表现尤为明显。在《论自然法的性质》一书中，福蒂斯丘指出王权源自于自然法，并通过神圣的自然法而得以建立，其目的在于指导人们过上有德行的生活，自然法在一开始形成了国王的地位，王权处于自然法之下并来源于自然法，并通过它才得以形成并受其规制。

[27] 既然建立一个优良的咨议会是实现国家繁荣兴旺的先决条件，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优良的咨议会？福蒂斯丘打破贵族是国王天然的顾问的传统做法，反对由大贵族来担任咨议员。虽然他对于强大王权的推崇在后世遭致不少垢病，但很显然，一个不受约束的专制王权并非其理想的政体形式。

作为英格兰的象征以及王国利益的监护人，国王有为善的权力或只有为善的权力，而没有能力或权力去为恶，善在福蒂斯丘的政治哲学中被定义为共同利益。[25] John Fortescue, On the Laws and Governance of England, Shelley Lockwood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38. [26] Id. pp. 117-118. [27] Id. p. 138. [28] Id. p. 114. [29] John Fortescue, On the Laws and Governance of England, Shelley Lockwood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6. [30] J.H.Bake,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Butterworths Co. Ltd., 1990, p.190. [31] W.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V.II, Sweet Maxwell Ltd., 1956, p.562.   作者简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来源：《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学术丛书——英美法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进入专题： 福蒂斯丘 宪政 。

与国王的政体中那些常常只保护造法者的利益而置臣民们的财产与利益于不顾的制定法有所不同，英国制定法不仅根据国王的意志，而且基于整个王国的同意，因此它们不能有害于或失败于保障人民的利益。[3] 所谓国王的政体，顾名思义，是由一个国王根据自己的意志（will）、依靠自己的力量（force）来统治国家，国王（rex）之所以被如此称呼是因为来源于统治（regendo）或管理（ruling）。据此，普拉默认为福蒂斯丘的宪政学说与议会主权这一公认的19世纪宪政理论极为相似，或预示了这一理论的诞生。福蒂斯丘在论述国王的权力时，一方面主张国王权力的正当性，认为一个世袭的、强有力的王权为英国社会所必需。

除非按照王国法律并由王室法官负责审理，无人会因其动产或土地而被侦讯或控诉，无论涉及罪行多么严重也不会被逮捕。福蒂斯丘在《英格兰统治方式》一书的开篇就指出了这两种统治方式的不同： 这里存在两种王国，一种王国的统治权在拉丁文中被称做国王的政体，另一种被称做政治的与国王的政体。

反之，一个邪恶的咨议会必然将国家带人衰退与贫穷之中。在英格兰，当国王为理性的且择优选出的顾问们所咨商时，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君主。

[30] 与同一时期英国多数法官一样，福蒂斯丘坚持将法律与国王的命令加以明确区分，并将法律置于国王的命令之上，强调即便与国王的命令相冲突，法官也必须依据法律作出正确的裁判，而不能违反业已确定的规则以取悦于国王。如果君主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臣民们的共同利益统治王国，他就是一名暴君，暴君行使的不是权力，而是无权或无能。